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裁判的过程即正当法律程序的展示过程，即正当程序发生作用的过程。

二者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光谱，在其中根据特定理论对目的和手段的偏重，能够形成多种工具主义的理论[17]。(三)工具主义法治观的诸种表现形式工具主义法治观的阵营内部能够对前两个核心主张达成一致，但争议在于最后一个主张，即何以体现法治的特殊性。

但是，相互善意留下的启示是，相互关系并不必然要基于纯粹的利益衡量，而是本身就可能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道德关系。但是，这一观点显然过于乐观了。而非工具主义法治观的优势则在于，能够更好地回答为何法治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也就是能够为选择法治的理由作出更充分的阐释。从前法律社会到法律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恶全部被解决了，而只是以接受小部分的恶为前提来换取更大部分恶的消除。这种略带悲观色彩的看法认为，如果在法治中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上风，那么法治本身的重要性也将被消解。

所谓贡献性价值(contributory value)是指某种事物由于构成了其他更大的整体而具有价值。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非工具主义是什么意思。法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内在的矛盾，正是因为存在一种工具主义的法治观念——这种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法治服务于一个或者一系列值得追求的目标。

其次，在上一点的基础上可以得知，即便目标看上去是具有优先性的，但强版本认为手段⑥才是更值得关注的[32]。在一般法理学的范畴中，工具主义法律观并不少见，而且无论实证主义还是非实证主义都有可能持有这样的法律观。本文旨在证明，工具主义论证的缺陷并不是在于对目的或手段的偏重度，而是在于工具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失败的理论。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于法治的内涵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2]。

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法律观，法律本身都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称其满足了合法性原则。克莱默指出，在富勒的八项原则中存在两组矛盾：(1)完满的第一原则(普遍性)与第四原则(明晰性)矛盾。

(11)富勒认为，每一次违反合法性原则都伴随着对人类尊严的侵犯。所以，短时间内各种目标与法治之间的适应性，并不能够证明长时间下这些目标仍旧能够适应由合法性构成的镣铐。既然法治与这些道德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那么这些道德价值也就不足以构成法治的独特价值。例如一把刀子的价值在于去切东西，但是人们实际上也可以用剪子来切东西。

(二)方法论上的缺陷首先，弱版本与强版本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弱版本在目的—手段二分法中更关注的是目的这一端，而强版本则更关注手段这一端。一些论者认为，非工具主义法治观最核心的特征就在于主张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在本质上具有非工具性的内在价值。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工具主义观念也的确影响了法治的意涵。但是刀子和法治之间还是具有微妙的区别，正是这种微妙的区别决定了其并非对所有目标都具有同等的功效。

因此，强版本认为法治可以是(甚至必然是)道德中立的。邪恶政体中的统治者，即便服从法治，也是基于审慎理由，而不是道德理由，所以其有可能偏离法治的要求。

但是，邪恶的政体并不会为人们的多元化价值追求留下如此充足的空间，因为他们必然以操控民众为实现特定利益的手段。从前法律社会到法律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恶全部被解决了，而只是以接受小部分的恶为前提来换取更大部分恶的消除。

但这个传统看法对于分析工具性价值并无助益，因为它忽略了工具性价值本身具有的争议性。在当下这个合法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声称实施法治的国家会得到较好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利益，而非法治往往是指责、批判甚至侵略其他国家的正当理由。互惠性或者相互利益并不是相互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相互利益的情形中，相互关系只是工具性的，是用来实现特定目的(利益)的手段。所谓象征性价值(signatory value)是指某种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对于其他事物(或者事态)而言具有价值，例如，一个运动员由于担心自己的伤势而去做检查，他希望检查报告显示的结果是其伤势并无大碍，那么这个检查报告对于运动员而言就具有象征性价值，属于外在价值的一种。所谓预防性价值是指，某样事物的工具性价值是由于其避免了某种内在的恶。存在法律并不等于存在法治，所以有关法律本质的分析也不能直接适用于法治之上。

当法官吃了何种早餐都有可能对裁判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所谓法律的统治也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法治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通过法律(即便这个法律就是一种没有既定目标的工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是优于其他手段的？由于法律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工具，所以法律并未预设任何既定的目标，其可能与各种潜在的目标相容。

那些担心实质道德因素可能会影响法治本身之正当性的论者坚称，拉兹和富勒有关法治概念的论断从本质上来说是空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承认法治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道德标准[7]。他们只是认为，因为法治与这些非工具性价值之间只具有偶然性的联系，所以法治的本质特征并非体现在这些非工具性价值上。

如果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法体系的功效，那么强版本的支持者就必须要回答，更有效的手段是不是摒弃法治的正当理由？因为法治并没有承诺自身是实现各种可能目标的最好、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强版本的支持者要么就是预设了法治就是那种最有效的手段，要么就是在功效原则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的考量因素。这也就是说，符合法治的法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规划友好的环境(planning-friendly environment)[41]——这个环境的维护一方面取决于官方群体明确地列出其可能介入干涉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官方群体为行动者的合理规划所提供的积极保障。

这两者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要对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作出回答，后者则是要思考如何使得人们接受法律的指引，也就是如何去实现一种法律的统治。因此，法治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其实现了何种社会、经济目标，而在于生活在法治下的一般民众能够真正地获得尊重，这也是非工具主义法治观的精神实质。在以往的讨论中，后一种关于工具性的解读获得了多数论者的支持。

这反映出我国对于法治的理解，早已从原本侧重于法制的工具主义观念，转向探索更具有整体性的、更能体现法治自身理想性的非工具主义法治观。可能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对于法治的理解似乎与哈耶克式的法治观别无二致，因为哈耶克也认为法治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

第二，法治将官员视为能够被课责的主体，也就是其能够对公权力行为承担责任，并回应公众的质疑和问责[39]。这种法治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披着法治的外套，行以法而治(或者称法制)之实。

这里之所以使用了外在于这个表述，正是因为存在着与之相对的内在于法律的目标[30]。因此，即便某样事物只是一种工具，那也并不意味着其必然是容易被取代的。

所以良善政体则提供了有利于实现多种善的条件，而邪恶政体则会限制个人对善的追求。同时，法律有时候会限制这些人的自由，这看上去就侵犯了他们的尊严，但监护人的存在也并非是为了剥夺这些主体的尊严或者自主性，而是使得他们尽可能地像一个理性行动者那样去行为。另一方面来看，人们之所以愿意形成服从法律的习惯和意识，正是因为法律本身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而且官方的行为也是忠于法律的。但是，这种工具主义法治现存在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角度的三重缺陷，因此无法充分解释法治的正当性基础。

尊重理性行动者，指的就是将人们视为能够理解和应用理由的行动者。一些论者可能会辩称，即便法治不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也许其是最有收益的。

非工具主义法治是从官员与一般民众的道德关系入手，考察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如何产生与维系。第二种法治观的核心在于主张法治原则是功效性原则，由于其并未明确主张法治究竟要与何种实质目标产生关联，所以是一种强版本的工具主义法治观。

弱的工具性价值认为X具有工具性价值意味着X有利于(具有)最终价值的东西的存在。一方面来看，由于实施法治而获得的政治性收益只是偶然的，而且也是无关法治的内在目标的，因此并不能作为评价法治成功与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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